马可波罗竟然是骗子？

这几天在看《上下五千年难解之迷》，其中讲的大部分事件都是没有结果的迷团，只有少部分作者是以比较肯定的口吻述说的，这里面我印象最深的就算是《马可波罗究竟来没来中国？》这篇文章，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基本上肯定了马可波罗根本就没来中国，看完之后我也被文章里所列的有力证据说服了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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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书中所述，马可·波罗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，1271年随父亲和叔父出发，于1275年抵达中国，他在中国17年，深受忽必烈宠信，足迹踏遍大江南北。1292年马可·波罗启程回国，三年后返回意大利。1298年他与热那亚作战时被俘，在狱中与狱友作家鲁思弟·切洛合作完成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（也叫《寰宇记》）。该书介绍了东方的文明，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，很快风靡了全国乃至整个欧洲。然而成书700多年来，人们不断质疑书中那些夸大和虚构的东西，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。
德国学者徐尔曼在《中世纪城市组织》中最早提出马可·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，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；另一位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，如扬州做官、襄阳献炮等加以印证；美国学者海格尔和英国学者克鲁纳斯、吴芳思等不约而同写了《马可·波罗到过中国吗》的文章表示质疑。疑问集中在以下几点：
1.马可·波罗自称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，但是为何元朝史书中找不到哪怕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？包括他自称扬州做官三年，扬州地方志里同样无从考稽。
2.游记中叙述的许多地名、人名甚至动物、器件，都使用波斯人的叫法，但是他自称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，并没有提到也懂波斯语。
3.游记中只是描写了一些“尽人皆知”（吴芳思语）的资料，而当时最富中国特色的汉字、印刷术、茶叶、筷子以及其他极其引人注目的东西没有提到，甚至没有提到长城。
4.游记中记载混乱、错误百出，并且描写了许多明显不符合史实的场面。例如他自称献抛石机帮助攻打襄阳，实际上襄阳在他到中国前一年就撤围了。

奇怪的是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。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，或许代表了他们普遍的想法和观点。他说他“宁愿”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，因为他对马可·波罗怀有一种“温情的敬意”。因此真正对上述质疑“奋起”进行说明和批驳的，也仅有杨志玖教授等寥寥数人，然而经认真分析，他们的解释和批驳是站不住脚的。
1.为反驳史书中没有马可·波罗记载的疑问，杨教授皓首穷经，终于在永乐大典残片《站赤》中找到一条记载“兀鲁得、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”与《游记》中记载一致，从而可以证明他是到过中国的。然而用明朝的史书证实元朝的人物明显让人难以信服，更重要的是：这条记载中和其他史书一样没有提到马可·波罗的名字，只能说明此事与他的叙述一致，不过是他讲述尽人皆知的故事（如远征日本和王著行刺）罢了，而不能证明马可·波罗与此事有任何联系，更不能作为他到过中国的直接证据。
2.关于马可·波罗自称在扬州做总管三年的谎言，史书和扬州地方志都没有记载。
马可·波罗的辩护者们辩称马可·波罗其时也许只是一个管理盐务的小官，因为他在游记中写到了产盐区长卢、海门和真州，但是扬州地方志中明确记载了元代大小官员，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，仍然没有找到他的记录。
辩护者后来别出心裁地认为后人将马可·波罗的原话“奉大汗命‘居住’扬州三年”误抄成了“奉大汗命‘治理’扬州三年”造成了误会。且不说仅仅“居住”扬州为何要“奉大汗命”，他“居住”扬州三年做什么？而他三年对繁华扬州的印象仅仅是除了出产马饰外“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”。
3.关于马可·波罗没有记载长城的问题，辩护者认为元长城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，况且元长城土木结构并非明长城砖石结构那样引人注目，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。
但是金人修建的金长城（也叫金界壕）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，因为为金人守金界壕的的汪古部后来成为蒙古四子部之一。金界壕东起莫力达瓦旗，经兴安岭、阴山西至呼和浩特，规模宏大。如果马可·波罗真的游遍中国，必然要数次经过长城，不可能视而不见。而同时代的元名臣张德辉曾记载“北上漠北途中，有长城颓址，望之绵延不绝”；王恽写道：“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，尚宛然也”。
至于茶叶，辩护者们声称蒙古人不喜饮茶，因此马可·波罗对此也无印象。
但是实际情况是：忽必烈于1268年开始榷买蜀茶，1275年逐渐榷江南各地之茶，1276年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司“采摘茶芽，以供内府”；而8~9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《中国印度见闻录》则明确提到了茶。
关于汉字书法和印刷术，辩护者们的解释是马可·波罗不认识汉字，故对中国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做记载。然而当他写书的时候，尤其是欧洲处于手抄书本的年代，必然会联想到中国神秘的汉字书法和先进的印刷术，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传教士鲁不鲁乞却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。
此外，还有筷子、缠足、鸬鹚等，辩护者的解释更加离奇：17年来，马可·波罗只用刀叉，没见过筷子；17年来，他从没见过任何一个缠足的妇女；他是城里人，而不是渔民等等，而其他外国人如曼德维尔在《爵士游记》中、裕尔上校在《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》里都有记述。
4.襄阳献炮是明显有违史实的捏造。马可·波罗自称蒙军久攻襄阳不下，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，迫使襄阳守将出降。事实是1273年蒙军攻襄阳时，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，而献抛石机的自然也不是他，而是波斯的亦思玛因和阿老瓦丁，元史和其他资料都有他们的传记引以为证。
辩护者的解释牵强，说这是后人传抄《游记》时随意添加的，而书中所有的猜测、臆断和错误都是在传抄中后人的罪过。这是很不公平的，为什么不说书中所有与事实一致的地方都是后人的功劳呢？何况提供不出这种解释的证据，因为马可·波罗的手稿已经流失了。
5.辩护者还提出了一个细节，就是《游记》中记载了镇江的基督教堂和一些“可疑的”、“战战兢兢、躲躲闪闪”的基督徒。辩护者认为他们其实是摩尼教徒，因为该教被认为是邪教，不敢公开活动，这一记载翔实生动，没到过中国是不可能掌握这样的第一手资料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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